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王炳南与西安事变
程远行
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出于民族大义，扣押蒋介石，逼他联共抗日，以突发的姿态出现，以意想不到的结果收场，扭转了中国的时局。在杨虎城将军身边的秘密中共党员王炳南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并为推动西北、乃至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很大作用。
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是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首先提出的，并获得欧洲各国有关方面的支持。当时，王炳南在德国担任德共中国语言组书记、国际反帝大同盟东方部主任和旅欧华侨反帝同盟主席。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王炳南和季米特洛夫接触较多。两人就统一战线思想的转化问题多有切磋。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不久，１９３６年１月，中共中央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王炳南回国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杨虎城将军部，作团结抗日的统战工作。王炳南欣然接受。
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是杨虎城将军创建的具有民主革命传统的部队。杨将军具有强烈的爱国、民主思想，同我党长期保持友好关系。杨将军与王炳南家是世交。王是杨将军在白色恐怖时期资助出国留学的中国共产党员。因此，王回杨部，甚受欢迎。
王炳南回国途经莫斯科时，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给他的任务是争取杨虎城将军和红军联合抗日，并嘱“劝杨与陕北红军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停止内战。此事万一被蒋介石发现，杨虎城也会有个出路，共产国际将通过新疆给杨以帮助”。并约定答复暗语，如劝杨成功，则给巴黎发电称：“杂志请寄回来”；如不成，则复电称：“杂志不用寄了。”
王炳南一到西安，杨虎城将军将他接到三原县东里堡别墅，密谈了两天。王炳南向杨将军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介绍了我党的政策，强调了同共产党联合抗日是十七路军的唯一前途。经过商谈，杨将军毫无保留接受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和具体建议。杨将军愉快地对王说：“我与中共某些人已有接触，可是素不相识，说话难免有些顾虑和保留。现在你回来了，可以无话不谈了。”谈话后，王炳南的第一项任务已经完成，遂复电巴黎的吴玉章同志称：“杂志请寄回来。”
西安事变前，王炳南奉杨虎城之命，在上海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社会各界以及国民党内部对抗日的态度。王炳南同志在上海利用一切机会、各种关系，广交朋友。他坚持原则，讲究方式，以团结抗日为宗旨，活动周旋于各种场合。他还特意去拜访了著名爱国领袖杜重远。
杜重远是张学良的挚友，和杨虎城也很熟。他主张西北军和东北军以及红军联合抗日。他曾利用杨将军、张将军托故到上海的机会，分别向他们阐述了团结抗日的思想。他向来访的王炳南明确建议，要王就联合各军抗日问题直接与张将军联系。有什么情况，彼此可以通个气，相互有个照应。说罢，杜重远给王炳南写了一封介绍信，嘱他回西安后，持此信去见张将军。
张学良将军知道王炳南是杨虎城将军的亲信，过去也常见面，一起吃过饭。这次经杜重远的书面介绍，张学良对他便由一般认识进而有了新的了解。这样一来，张将军又获得一个和杨将军进一步沟通、对话、携手团结的渠道。从此，王炳南便成为杨、张两位将军中间的联系人。
１２月１１日，西安事变的前夕，张学良将军到杨虎城将军处，密商压蒋抗日问题。二人对当时的局势进行了仔细的剖析，认为蒋介石确实顽固不化，苦谏无效，他们已被逼得无路可走，只能采取先礼不成而后兵的办法。在交谈中，两位将军内心都有扣蒋的想法，但谁也不愿说出怎么去对付蒋。此时，张将军想起了王炳南，他突然问杨将军：
“王炳南不是在你这里吗？找他出来商量一下。”
“他这个人思想激烈。”
“他是什么意思？”张进一步问。杨说：“他主张扣蒋。”
张学良立刻说：“这也不能不说是个解决的办法。看来，也只好如此。”
张、杨两位将军通过谈及王的话题，才彻底谈出了各自的想法，并立即商谈了扣蒋的部署。
“双十二”的当天，张、杨两位将军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军政措施，除撤消了“西北剿总”，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外，还成立了几个由杨、张亲自领导的组织机构，以适应局势发展的需要。王炳南在这些工作机构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一、设计委员会。该会是一个由高崇民为召集人、王炳南为成员的参议班子，负责研究和处理事变后亟待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诸如政局动向、扣蒋后的放蒋等问题，都须经设计委员会研究。
二、宣传委员会。王炳南负责通过新闻界、国际友人将西安事变的事实真相及时地向国外宣传。当时，西安对蒋介石是杀、是放、是留的问题已成为国内外新闻界关注的焦点。有几位在西安的国际友人每天都要找王炳南了解第一手的新闻材料。
三、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王炳南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该会的任务是接管国民党在西北的各县党部；负责组织宣传活动；领导和协调社团的救亡活动；接收国民党的《西京日报》；释放政治犯等。由于民众觉悟的不断提高和王的积极运筹，西安当时的救亡运动蓬勃发展。
“双十二”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提出南京和西安要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同时决定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去西安，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道路。
周恩来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一方面与张学良会谈，一方面特别指定罗瑞卿找王炳南了解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情况，为第二天同杨虎城会谈作准备。
在这期间，王炳南向罗瑞卿以及周恩来汇报了他所了解的情况：关于十七路军的出路问题，杨虎城曾对王说：“有两个停止内战的办法，一是与红军合作反蒋，以压蒋停止内战；二是联合全国各地方实力派共同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关于“兵谏”，杨将军在“双十二”前夕说：“把这个摊子（指杨的部队）这样摔了，响！值！”其破釜沉舟的气概，溢于言表。
关于扣蒋问题，杨将军认为蒋介石从背叛大革命以来的行动，充分暴露出此人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的丑恶本质。因而他对蒋的警惕性较高，并认为处理稍有不当，必将遭到残酷的打击报复。关于放蒋问题，杨将军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杨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地位平等的两个政党，可战可和，而他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与共产党有所不同了。王炳南所谈的上述情况，周恩来很重视。
有一天，周恩来去看杨虎城，途中，利用乘车的空隙时间，对陪车的王炳南说：“‘双十二’之后，你被任命为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这对工作很有利。”“设立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这个机构很重要，是一个正确措施；应该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保证事变的和平解决。”“你在杨将军身边工作是有成绩的，杨将军满意，党中央对你的工作也是满意的、重视的。杨将军这里需要你，因此我们还希望你继续在这里协助杨将军工作。”“如果干部不够，我可以从陕北调来。”不久，党中央就派潘自力到陕西工作。
王炳南在西安事变期间的工作和表现，得到党中央领导人的关注和支持。叶剑英去西安时，专程去探望过王炳南夫妇，并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对他们的问候，并说：“毛主席欢迎你们回到中国”。周恩来回延安不久，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位中央领导人分别给王炳南写信，赞扬他在西安事变中所作出的贡献。
西安事变之后，王炳南就一直跟随周恩来，从事统战工作和外事工作。他是统一战线队伍、外事队伍中的先驱者之一。八年前，他与世长辞。我党失去了一个优秀干部。我失去了一个好领导。今逢西安事变６０周年，借机重温一下他的一些往事，谨表挚诚怀念之情。